康乾盛世到底是怎样的景象与江宁织造有何关
康乾盛世到底是怎样的景象？与“江宁织造”有何关系？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写过一本书，叫《康熙与曹寅》，里面刻画康熙奸诈阴险的形象，相信许多读者都印象深刻。该书的另外一位男主角曹寅，曹雪芹的祖父是也。此人是康熙年间的“江南织造”，这个职务很特殊，其存在的意义不但见证了康熙年间中国的经济繁荣，也见证了康熙皇帝独特的执政特点。
康熙年间正式通行中央与地方两级铸币权，在地方上固定分为二十个局，保证地方的货币供给平衡。但是，这些局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可能发行量一样多，如果这样的话，中央也就没有必要分权了。譬如经济相对落后的四川、云南等地，其货币流通缓慢，货币发行量自然就不大，而经济发达、工商业健全的江南地区，货币自然流动速度较快，其发行量也相对较大。
(图)江宁织造府部份复原模型
笔者认为，“江宁织造”的意义，并非在于为朝廷提供丝织品，而是朝廷派驻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中联办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纵观康熙以来的“江宁织造”官员，一般有三个特点：具有文化号召力，懂经济，对朝廷忠心。
在清代，江苏、浙江一带乃是国家赋税的重镇，工商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刚刚萌芽，属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钱袋子”，犹如今日的经济特区，而且当地文人墨客汇集，还是当时中国的文化重镇。因此，中央政府所派驻当地的官员，不但要懂民政、治安，还要懂经济，既要保持两江地区的稳定，还要保持当地的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这样的大任，就落到了“江宁织造”的头上。譬如周汝昌先生就认为，“曹家实际上是握有国家经济特权的大官僚”，已故经济学巨擘黎诣远教授也就此定论，“曹雪芹祖上三代，曾任内务府江宁织造 60 年，集纺织生产、行业管理、财政税收于一身。”
胡适先生对此曾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江宁织造”有特务的工作性质在里面，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如是回忆：“胡(适)先生说，江宁织造曹寅是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但唐先生也表示“余不谓然也。”笔者更倾向于唐先生的观点。“江宁织造”可能会为中央政府提供江南文人结社、出版的一些情况，谨防“反清复明”这类“异端”思想出现。但是就当时的情状而言，“江宁织造”更多的责任应该是经济发展、行业管理的重任，从这点来看，康熙盛世的出现，应与“江宁织造”这个职务的设立有着必然的联系。
前几年客居南京，在三山街附近偶得一枚背“江”的“康熙通宝”，这种钱币在市场上可谓是多如牛毛，可见当时江浙一带经济繁盛到了何种地步。而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康熙皇帝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勇于任用汉族人才的人事制度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经济管理方式。时至今日，这种先进管理理念理应为后世所吸收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