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朝为何执着于征讨高句丽呢？

现今的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国家，原本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并作为我国的附属国称臣了好多年，这一切还要从隋朝时期说起。

高句丽，亦作“高句骊”、“句丽”、“句骊”，又叫高氏高丽，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 与百济，新罗,合称朝鲜的三国时代。

唐初贞观末期，东突厥基本被消灭了，四夷威服，然而在李世民眼里，高句丽仍是一个心腹之患，随时危及大唐的国家安全。他决定要接替隋炀帝，狠狠地收拾一下危害东北的高句丽，“为中国报子弟之仇”。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派遣使者到长安，状告位居半岛西南的邻居百济，非法攻占了它们四十余座城池，同时提醒唐太宗，称百济密谋与高句丽联手，企图断绝唐朝的海上通道。唐太宗李世民先礼后兵，他派人前往高句丽，劝说其停止侵略新罗的战事，结果，竟然遭到高句丽当权者的一口回绝。太宗震怒了，当下决定，发兵东征高句丽。

公元644年冬，唐太宗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丽。翌年二月，李世民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张亮率水军渡海袭占卑沙城(今属大连金州区);李绩军攻克辽东重镇辽东城(今属辽阳市)，歼敌伤敌两万余人。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今属辽宁海城东)。高句丽北部军都督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来救援，被唐军打得一败涂地，残存者悉数归降。消息传到其国内，高句丽全国陷入恐慌之中。

太宗意欲一举拿下高句丽，再度集结，开始围攻安市城(今属辽宁鞍山)，未果。加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朝，没有达到征占高丽的预期目的。

此后，唐太宗听取群臣的建议，对高句丽采取偏师骚扰策略。公元647年，太宗命牛进达和李绩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丽，高句丽王遣其子高任武入唐谢罪;648年，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3万大军乘楼船渡海，入鸭绿水，于泊灼城(今属辽宁丹东)大败高丽军;655年，因高丽与百济、靺鞨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攻击高丽;658年，程名振攻克高丽赤烽镇(约在今辽宁海城境)，斩首3000级;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今属辽宁辽阳)，大败高丽军。公元660年，唐灭百济，高句丽失去盟国，陷入孤立境地。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更是将最后消灭高句丽提上了日程。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相当于丞相)，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唐。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公元668年春夏，各路唐军推进至鸭绿江畔，高句丽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亡国。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曾对左右大臣讲：“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不遗后世忧”，正是隋唐两朝相继征伐高句丽的根本原因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制服高句丽的战争，就不会有后来的万邦归顺、大唐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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