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郁

我的新书要出了，但是名字一直没选好，这几天愁得焦头烂额。我的编辑也为此操碎了心，还专门跑了几趟书店，找找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书名，让我参考，找找灵感。她给我的意见是，书名，首先不要那种鸡汤，不能太长，不能太西化，也不要中式文绉绉找生僻字，不硬赶潮流。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取一个既能抓住读者眼球，有畅销潜质，还不丢掉品味的好书名。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说起来我书架上的书也有上万册了，我从书房溜达到客厅，从客厅踱步到卧室，挨着把我的书架浏览了一遍，也没找到丝毫的灵感。也难怪，我书架上好像没啥看起来很畅销的书。这个是我的失误，早知如此，应该囤一些畅销书，以备后用，至少可以刺激一下头脑，发散一下思维，说不定就能找到一个好书名。可惜，别人送我的那些不感兴趣的书都随手处理掉了。现在才明白书到用时找不到是什么感觉。

我的编辑后来说，他们发行部还给预备了一个书名叫《当我们谈论读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说这个书名也太老套了，前两年还可以，这两年谁还用。读过雷蒙德·卡佛小说的读者都知道，这个名字是源于卡佛的成名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名字当年出版的时候，确实具备了抓人和畅销的潜质，让人读一遍就很难忘记，之后还经常想起来，套用其他的句式。

说起卡佛的这本小说，我在之前的文章提到过，是卡佛的图书编辑戈登·利什大幅度删减卡佛的作品，改头换面之后才出版的。这个书名也是他从卡佛的小说中提取出来的。且不说这个编辑擅自修改卡佛的小说到底对不对，但是比较这本小说集的两个名字:《新手》和《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确实后者更胜一筹。这个故事给我的一个提示就是，像书名这种事情，还要听听你编辑的意见。一个好的编辑，对当下的图书市场有自己的经验判断，我们不能仅凭自己的书生意气就否定编辑的经验。

有这种烦恼的绝非我一个。我有个好友，即将在三联旗下的生活书店出版一本美食集。原计划是年初春天三四月份出版，最初拟定的书名叫《四月春膳》，名字也足够雅致，他也很满意。结果书拖到了现在还没出版。前几天跟三联的编辑闲聊的时候说起这本书，就开玩笑说，现在都冬天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版叫《四月春膳》总显得不合时宜，倒不如干脆改成《冬膳》。不过，看到这个书名估计会让人感觉到天寒地冻，浑身发冷，而不是春意盎然，估计销量上会大打折扣。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一本书好不好，除了作者出力，把好内容关，编辑，校对，封面设计，营销都缺一不可。市场经济条件下，忽视出版的任何一环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一个好的书名自然会给书籍增光添彩，但是如果只强调书名的夺目，人为地把书名夸大宣传，很可能得不偿失。这方面图书市场上也有一些例子，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其实早在那之前就曾出版过，比如那本《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在获奖之前的名字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单看名字你根本无法认定这是同一本书，后者的名字明显是受到了国内图书市场中最畅销的那类知音体小说的影响。

现在图书市场中，有很多民营图书公司，他们不买版权，不搞翻译，不做原创，说句可能得罪人的话，甚至根本不做活人的生意——专门以包装出版那些进入公共版权书为业。把很多经典作家的作品选出一些，换个书名就可以大卖。比如你看这些书名：《遇见许多人，都不及你好》《遇见你之前，我以为我受得了寂寞》《我想做一个能在你的葬礼上描述你一生的人》《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些书的作者都是同一个人：沈从文。但是这样的书名对沈从文这样的作家而言，该是一种多大的羞辱。

书名对一本书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要不然我也不会因取个名字绞尽脑汁了。知名作家只需要署上自己的大名就是最好的宣传，比如余华和刘震云近期都有新书上市，对他们而言，不用拐弯抹角换个知音体的书名，他们的名字就是销量的保证。而那些无名之辈，比如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出书的时候，只能尽量取一个好名字，争取给读者留下一个好印象，能多卖几本书，能让我的编辑发点奖金，能让我多拿点版税，就算是皆大欢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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